2023年9月22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和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会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健康指数报告（2023）》，航民股份荣登“中国上市公司健康指数百强”榜单。诊断显示：2022年度航民股份综合健康指数为76.64（行业平均67.84），在纺织服装行业95家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三。 “上市公司健康指数”是一个以健康指数评价体系为基础构建的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估工具，该体系以生命系统理论为依据，涵盖法人治理、外部监督、创利能力、竞争态势、产品销售、价值再造、资产资本结构、内部控制、企业文化等九大系统，数十个细分维度，以及数百个底层指标（消息来源于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5月21日下午，*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组*、部长唐仁健一行到航民调研“千万工程”经验做法。浙江省副省长李岩益，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任魏百刚，省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组*、厅长王通林，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王敏，副市长刘嫔珺，瓜沥镇镇长顾欢军等陪同调研，航民集团*委*、董事长朱重庆，航民村委会主任陈国庆参加接待。 唐部长一行先后车览了航民的村容村貌，走访了农户家，视察了田园广场和航民集团展示厅，边走边听取朱重庆情况汇报，实地感受航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道路给村民职工带来的福祉，充分肯定了航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示范引领作用。 调研现场

来源：12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平 与国内其他“明星村”相比，航民村更像一位卸妆的名角：虽低调而谦和，却难掩浙江首富村的王者风范。 这个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75人的村庄，不包括个人家庭财产在内，全村人均占有净资产超过75万美元，比全球人均最富有的国家还高。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明星村”的致富故事大同小异，多是“*策+能人+集体经济”的经典脚本，航民村也不例外。 俗话说，赚钱不易，分钱更难。这个萧绍平原上“全村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村庄，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独辟蹊径，走出一条差别化共同富裕的道路。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集团）董事长朱重庆形象地说，我们既有村民共享的“大锅”，更有干事创业的“鸳鸯锅”，这样路子才越走越宽。 对于记者“共同富裕是否完成”的追问，这位年届七旬的“领头雁”轻轻摆手：“有很多难关要过，不少新东西要学。”他语调平缓，丝毫没有曾问鼎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气派。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30年前，不少城里人来航民村给农民打工；30年后，航民村的农民都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东。 航坞山下，共同富裕的旋律早已响起，先富起来的航民人，举起“富了口袋富脑袋”的旗帜，打造差别化共同富裕升级版，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再探新路。 航民村丰收宴。沈雷摄 村民住别墅，家家都是富裕户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隶属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是浙江省最富裕的村庄之一。 深秋时节，走进田园广场50亩稻田*——白色穹顶下600多平方米的空场，是村民喝茶聊天、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环顾稻浪金黄的田野，一排排三层楼高的别墅群、热闹繁华的商业街，令人惊叹还有这么富裕的村庄。 村民朱建生指着眼前的稻田说：“我们吃的、住的都不比城里人差，出门还能看到田园风光，你说航民村农民幸福不？”笑谈间，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 村委会主任陈国庆扳着指头算得更清楚，村民靠劳动收入和股权分红，都住上了庭院式楼房和别墅，人均居住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家庭轿车拥有率90%以上。去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7.6万元。 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免费教育，上大学还享受奖学金和生活补贴。毫不夸张地说，航民人从产房到墓地都有福利保障。 “每个村民一年领取3000元的福利费，到退休年龄后福利费翻倍。”陈国庆补充说，对村里未缴纳社保的老人，按每月1500元或2148元的标准发放养老金。 据《航民村志》记载，相传越王勾践曾采石于此，在钱塘江边修建船坞，先民遂称附近山丘为航坞山，聚居地亦得名“航民村”。 上世纪70年代末，这里是一个倒挂户多、缺粮户多、未婚大龄青年多的“三多村”，人均年收入仅148元。 “那时候，人均不到半亩田，大多住的都是土坯房，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今年70岁的村民沈炳荣回忆道。 航民村的“硬核”致富故事，从1979年创办漂染厂开始。 “靠村里东拼西凑的6万元钱，外加6万元信用社借款，办起了村里第一家集体企业——萧山漂染厂。仅3年时间，利润突破100万元。”朱重庆作为第一任厂长，成了航民村的致富带头人。 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探索“养鸡生蛋”：将利润15%留作村用，85%用于扩大再生产，先后成立织布厂、染料化工厂。 从1987年起，航民村印染企业挺进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广东顺德、辽宁海城等地布局建厂，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又相继办起了热电厂、纺丝厂、海运物流等上下游产业链。”航民集团副总经理高天相介绍说，航民村共拥有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28家，企业职工1.2万余人。 1998年，航民集团联合万向集团、杭钢集团等6家企业，共同成立由航民集团控股的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股份）。2004年8月，航民股份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如今，航民集团旗下的6家印染公司，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纺织印染基地之一；黄金饰品年加工产能达到80吨，位居全国第三。纺织印染与黄金首饰的双主业格局，占集团年度总利润的73%左右。 截至2021年底，航民集团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44亿元，销售收入近152亿元，实现利润9.7亿元。 从目前航民村的实力看，稳居全国富裕村前十位之列。 航民村工业园区夜景。陈国龙摄 村民变股东，桃子熟了怎么分早就听说航民村人人都有股权证书，亲眼看到这个被村民喻为“会下金蛋的母鸡”，还是在退休的创业元老沈宝璋家里。 这本红色封面的证书上，印着“投资权证”几个烫金大字。里面还详细记录每一次配股时间和额度。作为村委会颁发的股权凭证，它奠定了全村人共同富裕的根基。 如果说，当年创办漂染厂是航民人“做大蛋糕”的转折点，翌年的利润分配便成了他们“切分蛋糕”的平行线。 据朱重庆回忆，当年扣除本金后还剩2万元利润，村里决定给四个生产队各5000元分红。“集体企业赚钱了，得先给老百姓一些油水，他们也盼着尝尝肉的香味。”他早就吃透了乡亲们的心思。 共同富裕上路了。 随着村办企业越做越大，资金积累越来越多。1998年，航民村集体净资产高达3.25亿元，一跃成为浙江的“首富村”。 彼时，各地都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一些口袋刚鼓起来的航民村民，心思也跟着多起来：“都说集体经济人人有份，却又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看得见摸不着，啥时候能像太阳一样温暖千家万户呢？” 朱重庆、沈宝璋等几位村干部带队，花费一年多时间反复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最终确定将56%净资产交由村集体控股，剩下44%量化到个人的股改方案。 谈起这段集体产权改革历程，朱重庆打开了话匣子，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当年游说村民的“桃论”—— 假设一棵桃树上结了10个桃子，应该分给“土地公公”4个，没有土地种桃树，别的都无从谈起，这个“土地公公”就是村民；还有4个桃子分给劳动者，没有他们辛勤浇水、施肥和养护，也不会结桃子，这些人就是企业职工；剩下两个桃子是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从选种、嫁接、剪枝到采摘，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这个通俗易懂的分桃方法，就是村龄占40%、工龄占40%和管理占20%的二次量化分配比例，确保航民村人人有股份，个个是股东。“这么多年了，老百姓仍然觉得这个方案过硬。”朱重庆回忆道。 大队会计出身的朱重庆，喜欢用核算工分的老办法，向村里人解释股权由来：“口粮”是村龄股，航民村人人都有份；“劳力”是工龄股，在厂职工才算数；“肥料”是贡献量，按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职务职级评定。 为避免平均配股和免费赠股的弊端，他们对3.25亿元净资产按1元1股进行量化，其中44%部分按“买一赠三”优惠给1500名村民和企业干部，股权认购率达到99.86%，募集资金3580万元。 “当时社会上也有非议，指责说村民持股就是转私。”沈宝璋追忆产权制度改革时的压力，“我们就坚持两条，一是村干部不能多吃多占，要对老百姓公平；二是要起到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作用。” 村民朱建生今年60岁，是村办企业的中层干部，村龄、工龄和贡献量股权都叠加认购过，每年能拿到个人股权分红4.3万元。 “我们两口子最近一次配股，把额度都让给两个女儿买了。”朱建生一家6口人，共有119.84万股，每年股权分红10.78万元。 从1999年至今，按照5年一次配股原则，航民村进行了5次配股，共筹集认购资金1.6552亿元，累计分红3.85亿元。自2006年后，村集体股权下降为51%，村民持股比例升为49%。 李林达2002年入职航民集团，是一名非航民籍的集团部门负责人。他曾四次参与配股，认购19.61万股，每年分红1.76万元。 “如果我一直工作到退休，子女可以继承股权；若提前离开航民集团，公司会按原价回收股份。”他不无自豪地坦言。 目前，村民人均持有内部股权19.21万股，人均年分红1.7万元。360名非航民籍企业干部，共持有3327万股。 纵观航民村“以工带富、联股联心、上市发展”的共同富裕之路，可以说既是干出来的，也是“分”出来的。 航民村农业机械化收割。陈国龙摄 村民福利好，收入不吃“大锅饭”记者30年前第一次来航民村，看到不少城里人到村里打工，顿时脑洞大开。再听到朱重庆讲话中列举村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更是羡慕不已。 彼时，朱重庆刚荣膺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对航民村福利之好都交口称赞。 然而，福利的“大锅饭”也带来新挑战：村里给每家安装一部免费电话，有人专打收费的声讯台点歌，一天花掉几十元；他们为每户接通免费自来水，有人开着水龙头聊天，浪费一点都不心疼。 目睹这些弊端后，村里注重改善福利分配机制，从“免费制”向“分餐制”、实物化向货币化转变，在村民中大力倡导“基本生活靠集体，发家致富靠个人”的奋斗观念。 对集体产权进行量化改革，无异于是对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如今，村民的福利支出主要来自集体股权分红。 据陈国庆透露，村里每年可从航民集团获得5000万元左右的股权分红，2500万元用于村民发放各种福利补贴，2500万元用于村集体建设和保障村两委运行。 去年，大学毕业生徐庆虹回村参加工作。当年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村里奖励一万元奖学金，每年还报销8000元学费，发放2400元生活补贴。 “大学期间，靠村里各类补助和学校的奖学金，我基本没向家里要过钱，室友都对我们村的福利羡慕不已。”徐庆虹回忆说。 据统计，全村已有200多名大学生接受村里资助，但像徐庆虹一样回乡的并不多。 几年前，沈炳荣和村民一起到国外旅游，日子过得滋润。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上分红、福利费，一年收入10多万元。 “我们不光有村民共享的‘大锅’，更要有干事创业的‘鸳鸯锅’。”朱重庆深有感触地说，整个集团约有300多个村民在岗，收入都按企业效益和工作业绩发放。 2008年前，村民张迪飞在浙江一家外贸企业工作。因外贸形势变化，决定回老家，现在热电公司负责仓储管理工作。 “企业中层干部一年收入三四十万元，普通职工在效益好的企业，全年收入也不过八九万元，整体不高。”全年5万多元工资收入的张迪飞，薪酬满意度并不高。朱建生也反映说：“同在航民集团下属企业，职工与职工之间，尤其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此前，他曾在航民纺丝厂工作，还当过质量管理科经理。由于企业效益不佳，一年收入五六万元，“兄弟企业同层次的管理人员，有的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元”。 “这些年没攒到什么钱，一直没在萧山城区购买商品房。”说这话时，朱建生流露出些许落寞的神情。 航民村田园广场。陈国龙摄村民变市民，寻找新的引潮力记者在航民村蹲点调研期间，正赶上钱塘江观潮的最好时节。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在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看来，这个号称“世界三大潮汐”的天下奇观更像是一个隐喻。 走在华灯初上的航民村街头，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被村民们抽象过的太阳、月亮等词汇，联想到不远处日月合力澎湃而来的钱塘潮，不由得感慨万千。抬眼望去，已是群星璀璨，若隐若现…… 生活富裕和产业兴盛固然重要，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航民村还需要寻找新的引潮力。 随着长三角城市群快速崛起，日新月异的航民村已脱胎换骨：农村与城市的界限正在模糊中消失。村庄变社区、村民变市民的现代化进程已成为大势所趋，仅剩如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了。 航民村村貌。（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令老一辈航民人困惑的是，村里长大的孩子们并不愿意回来，除了就业机会与所学专业不匹配外，按部就班的传统产业、单调而安逸的乡村生活，根本无法拴住年轻人向往外部世界的雄心。 “现在村里企业招工，很难招到本村的年轻人！”受访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证实。 如今已被城市包围的航民村，面临产业发展受限的难题：公司印染、热电等产业已达到产能极限，很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只能通过多元投资布局来弥补。 高天相坦言：“我们印染和热电企业的利润，占整个集团六成还多。为了破解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除了打造黄金饰品加工业，我们还投资一些新能源、高科技企业等。” 在瓜沥镇原*委*李国平看来，航民村的整体建设与城市无异，但仍沿用农村的管理体制，已经遇到农民变市民、工业园区腾挪发展的问题。瓜沥镇要继续发展，也面临土地制约的问题。 “*方面考虑在钱塘江畔的一个区块，为航民村谋划750亩的产业腾挪地，”李国平说出*的打算，并设想镇里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土地来搞开发，一部分留给航民村发展新兴产业。 除了外部的转型困扰，航民村内部改革也迫在眉睫。由于集体产权制度约束，他们在投资发展方面也面临不少压力。 “有时筛选项目宁愿错过，也不愿错投，集体资产我们不敢亏，也亏不起。这也是看不见的损失。”朱重庆坦言，这也是航民村产值和利润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村民个人持有的内部股权，只有收益，没法交易。他们原来考虑村民退休后，可以内部转让部分股权，随着年龄增长扩大转让比例。后来因为涉及个人所得税，又要核定净收益，所以没有真正实施。 “航民村资本和产业已经走向全国，村民股权自由流转和处置方面有待改革，是决定航民未来发展的关键。”高天相说。 全面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扩大村民持股比例，推进股权自由交易，让每个村民都变成权责一致的投资人。他们从看到月光、得到阳光到满天星光，或许这一变化将成为航民村高水平共同富裕的转折点和引潮力。 秉持“做大做强不做空，创业创新不闯祸”原则的航民村，至今有30亿元的资金趴在账上。2015年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年产值200亿元、利润12亿元的发展愿景，至今仍未实现。 “航民村的*策不能几十年不变，未来如何将死的股权变成活的资本，正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朱重庆的神情凝重起来。 李国平的父亲曾任航民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他自称是半个航民村子弟。对如何处理集团公司与航民村委会的关系问题，他也有更清醒的认识：不能“企业大*委、航民小村委”，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强*建，将这种格局改变过来。 群众对干部最重要的是信任，这种信任也随着年轻一代村民的成长而变化。“航民村创业40多年，老百姓对朱重庆很放心，等他退休了，还会不会这么放心？我们也不敢保证。”陈国庆说。 面对这些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朱重庆缓慢而有力地说：“未来，航民村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好比一个鸡蛋，从外面打破的是死亡，而从里面打破的是新生。我们不能赢了对手，却输给时代！”